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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四一章 南洋印度贸易区(下)

第六四一章 南洋印度贸易区(下) (第2/2页)

荷兰人眼里的锡兰,就是肉桂和宝石。
  
  大顺眼里的锡兰,如果以马六甲做山海关,则锡兰就是沈阳。
  
  进可攻、退可守,没了沈阳,山海关也是早晚的,这一点对有前朝教训的大顺而言,还是看的非常通透的。
  
  是以大顺就不可能只盯着锡兰的肉桂和宝石,毕竟肉桂和宝石虽然值钱,但大顺皇帝是天朝皇帝:问他更喜欢商业利润?还是更喜欢去印度收土地税?
  
  肯定还是土地税让皇帝更喜欢,这是一种惯性。
  
  一个和黄河、长江、淮河搏斗了几千年的民族,来到锡兰这种需要和季风引起的水患搏斗的国度,当真是如鱼得水。
  
  此时没有国家比大顺更懂治水,更懂什么叫灌溉农业,什么叫水利工程、什么叫小农经济的水稻农业。
  
  如果把锡兰做明末时候的沈阳,对天朝而言,这种边境前出基地最熟悉的操作是什么?
  
  自然是屯垦。
  
  修水利、复灌溉、分小农、积累粮食,几乎是一气呵成、毫无滞涩。
  
  让大顺的科举官员去管如安汶、班达之类的“经济完全殖民地化、已然融入世界市场”的地方,他们还真未必管的明白。
  
  他们确实管不明白,因为那些地方根本就不是小农经济,经济完全围绕着“卖香料、买粮食”的纯粹商品交易进行。
  
  但锡兰就大为不同。
  
  就算是大顺的科举官员,来锡兰当官,也一样可以玩得转。
  
  因为要干的,就是大顺地方官的日常:治水、发劳役修河、组织劳力、征税、修水利。
  
  而当地的百姓,也和班达、安汶、爪哇等地的百姓不一样。
  
  这里的百姓对治水、发劳役修水利之类的事,也习以为常,认为理所当然,这是几千年的习惯。
  
  说的难听点,就大顺官员的平均水平,既管不明白更先进一点的商业资本主义体系、也管不明白更落后的村社不解体经济。
  
  既头疼于类似于苏州府那样的织工齐行叫歇的未来,也头疼于土司贵族在本地拥有奴隶和绝对权力的过去。
  
  但对管灌溉农业水利支撑的小农经济体系,有特别的心得。
  
  官员对锡兰的百姓和旧制度,也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
  
  锡兰的最高种姓叫“高维加摩”,理论上这是最高种姓,包括王族之都是这个种姓的,而这个种姓的最大特权,是种地,而且占人口的六七成以上。
  
  剩下的,打渔的卡拉瓦种姓,只能打渔,不能种地,世代不易;搓肉桂的萨拉加马种姓,只能搓肉桂,不能种地打渔,世代不易。
  
  号称最高种姓的“高维加摩”,天下以农为上,是以为最高,高于工、商诸业。然而占人口的六七成,穷的租地主的地、富的田连阡陌、最高级的统治阶层理论上也算在这个种姓之内、最穷困的佃户也在这个种姓之内。
  
  锡兰的佛教没有太多印度那边的奇葩故事,虽然也说什么佛祖涅槃重生之类的话,但这里的原始佛教僧人更喜欢辩论,辩论的时候却又基本上保持着“不语乱力怪神”的风格,且也非常喜欢玄之又玄的扯犊子。
  
  虽然肯定还是不一样的。
  
  但毕竟在殖民者到来之前,是一个以灌溉农业、小农经济、水利集权政府为经济基础的族群。
  
  这些经济基础决定了,大顺对统治这里,非常适应。
  
  就像是大顺内部向来觉得,军改和海军证明了对付这种沿海细长国家有奇效之后,将来郡县化越南北部和朝鲜,会水到渠成,至少统治起来比在西域习惯多了。
  
  不管是西爪哇还是锡兰,大顺都是统治优先,垄断只是统治的副产物。
  
  大顺的选择也非常简单。
  
  选择直接管辖的四军镇中心地带,才不会去搞什么因地制宜呢。
  
  如锡兰这样的,原本是水稻农业小农经济为主的,那就好说。
  
  如西爪哇这样,我不是很懂这种村社原始状态,那就直接把它变成我比较熟悉、非常了解的社会形态。
  
  ……如果现实让我不熟悉,那就赶紧修改现实,而不是我去适应现实。
  
  只不过大顺本来就是土地私有制、自由买卖、基本政府无干涉的放任主义政策——当然是被动的,不是不想管,是管不了,但凡有点强势政府的能力,也不至于国库收入和没有印度北美也不收税的英国差不多。
  
  在国内确实引发了诸如土地兼、工商业不振、财富迅速集中之类的情况。
  
  但在南洋,从商业利润的角度,却因为大顺自身的发达手工业,效果出奇的好。
  
  虽然刘钰嘴上整天胡扯自由放任主义引申出的自由贸易体系,听起来和扯淡差不多。
  
  但其实,某种程度上,大顺现在的这种对欧洲贸易状态,恰恰是自由贸易理论的祖师爷斯密·亚当等一批英国最早的经济学家所设想的最完美的中国贸易模式。
  
  以后世整被打上“欧洲18世纪全面领先”这个思想钢印、打上“英国叩开中国国门就是为了自由贸易”这个思想钢印,来理解的18世纪对外贸易情况,是很难理解这个时代的。
  
  甚至完全不能理解18世纪,中国商品将欧洲逼成什么样了。
  
  更不可能知道法国东印度公司,历史上没有刘钰给他们指点人参貂皮贸易这个点子,他们要绕路去南美走私以获取对华贸易的白银。
  
  以至于有一条专门的法国——秘鲁——中国——好望角——法国的对华贸易白银走私航线。
  
  大卫·休谟这样的哲学经济学大佬,在这个时代,这么评价过中国的手工业:
  
  【前往中国的遥远路程,是一种天然的阻碍……】
  
  【假使中国只近在我们身边,如法国或者西班牙,那么我们所使用的一切都会是中国的。】
  
  为什么大卫·休谟会拿中国说事呢,因为在亚当·斯密之前,也就大约是这几年,英国爆发了一场关于“自由贸易”还是“重商主义”的大讨论。
  
  这个讨论的中心,就是围绕着中英贸易的。
  
 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第一次成功对欧贸易,更是直接加剧了英国的这场大讨论,使得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,瞬间分出了胜负。
  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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